“一带一路”，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简称，2013年9月和10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“新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战略构想。“一带一路”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，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，借助既有的、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，借用古代“丝绸之路”的历史符号，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，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，共同打造政治互信、经济融合、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。

    一、“一带一路”的历史渊源

    2000多年前，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，探索出多条连接亚、欧、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，后人将其统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千百年来“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”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，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，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    (一)古代丝绸之路

    历史上的丝绸之路，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，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，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，才形成了丝绸之路。所以查中国的古籍，找不到“丝绸之路”这个词。1860年前后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，提出“丝绸之路”概念。他结合考察情况，又对照中国历史，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，存在着这样一条“丝绸之路”。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，撰写成专著《丝路》。从此，“丝绸之路”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认可。

    这条丝路由汉武帝时的张骞首次开拓，被称为“凿空之旅”，但当时张骞通西域并不是为了贸易。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，他想派张骞去现在的阿富汗一带去跟大月氏联系，但张骞被匈奴扣住了，一待就是十年，后来逃脱，来到大夏，找到了大月氏。但大月氏已熟悉了这里的生活，不想再打仗了。张骞呆了一年多，用史书上的话说“不得要领”，就回来了。

    公元73年，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的西域，并将这条线路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，公元166年，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洛阳，朝见汉桓帝，标志着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开始，东西方两大帝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，这条路线首次正式打通并延伸到了欧洲。自此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丝绸、皮毛、玉石、珠宝、香料等领域的商品交换不断繁荣，文化、宗教等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，不仅成为亚欧国家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，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、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。

    自此形成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，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，以长安(今西安)、洛阳为起点，经河西走廊到敦煌。从敦煌开始分为南北两路：南路从敦煌经楼兰、于阗、莎车，穿越葱岭(今帕米尔)到大月氏、安息，往西到达条支、大秦；北路从敦煌到交河、龟兹、疏勒，穿越葱岭到大宛，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。

    (二)古代海上丝绸之路

    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形成于秦汉之际，即公元前200年左右。最初的海上航线，是沿着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南下，然后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。到了隋唐时期，在中日双方民众的共同努力下，又陆续出现了横渡黄海及东海的多条海上航线。通过这些海上航线，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，中国文化也被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，包括儒家思想、律令制度、汉字、服饰、建筑，甚至武术、饮茶习俗等。

    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也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，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发现的南越国(公元前203年-公元前111年)时期的非洲象牙等舶来品就是明证。公元前111年，汉武帝派大军灭亡了南越国，直接控制了南海航线的门户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强盛的国力，大力拓展海外交通，开辟了第一条从中国南方沿海直接通往印度洋地区的远洋航线，最远到达现在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及斯里兰卡。汉代典籍《汉书•地理志》明确记载了这条航线。

    在欧亚大陆的西端，罗马帝国也在快速扩张。罗马人于公元前30年灭亡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后，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，开始向东方推进。公元1世纪，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风规律，并借助季风直接横渡印度洋，往返于红海与印度之间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沿着印度洋的海岸线航行。来自罗马帝国的一些商人甚至远航到印度半岛东南沿海，建立起贸易据点。形成于公元1世纪后半期的希腊文航海文献《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》叙述了从红海前往印度半岛南端的航线。

    汉代中国人由东向西拓展，罗马帝国的臣民自西而东航行，最后在印度半岛对接，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波斯湾、红海。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条跨越印度洋的海上航线，也是当时地球上最长的航线。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与穿越中亚内陆的陆上丝绸之路，构成了连接东西方的两大交通动脉。

    二、“一带一路”新丝路战略的时代意义

    “一带一路”新丝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的精神，因此和古丝路具有相似之处；另一方面，由于“一带一路”政策出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，是迫切的现实需求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，因此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内涵。

    (一)国内经济社会改革进入深水期

    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“三期”叠加。所谓“三期”，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，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；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，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，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十八大”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、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新方略，重新定位经济发展“新常态”，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“软着陆”，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。这就需要统筹国内、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，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。从当年改革初期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到积极应对、主动出击，体现了历史的变迁，时代的进步，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，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，困难之巨大，挑战之严峻，任务之艰巨。

    (二)世界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

    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，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，世界经济复苏缓慢，发达国家增长乏力，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；世界工业生产收缩，制造业处于下行期，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，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；世界资本流动减速，金融资产增长缓慢，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，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，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，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，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；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，世界贸易持续低迷，出口形势急剧恶化，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。在此情形下，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以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，需要调整、转向，与此同时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，我国周边的东盟、中亚、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，潜力巨大，亟需通过合作激活发展动力。

    (三)国内能源安全形势愈发严峻

    研究表明，1996年以来，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，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，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。据海关统计，2003-2013年十年间，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，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，2013年达到2.82亿吨。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、非洲的苏丹等地，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。原油进口量的80％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，对外依存度高达58％。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，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，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。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，在中东局势动荡、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，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，潜在威胁加剧。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，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，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，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。

    (四)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

    早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德国威廉二世就提出所谓的“黄祸论”。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美国也曾炒作过“红色威胁”。中苏关系紧张时，苏联也提出过“中国威胁论”。冷战后，“中国威胁论”又开始在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，迄今已经历了四波。第一波是1992-1993年间，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，第二波是1995-1996年，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紧张，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。第三波在1998-1999年，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，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。第四波是进入21世纪后，内容扩大，如食品安全威胁论、环境威胁论、军事威胁论、粮食威胁论、经济威胁论、网络威胁论、地缘政治威胁论等。对“中国威胁论”释疑解惑，不仅要加强宣传解释，讲好中国故事，做好中国传播，播好中国声音，还要用实际行动昭示天下，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和平崛起，中国崛起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，不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。

    (五)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争夺更加激烈

    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，美国推行所谓的“重返”亚洲再平衡策略，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，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，在外交、军事、安全、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。如推行“巧实力”外交，强化“美日安保”，企图拉拢日、韩、菲、澳等国缔结“小北约”，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“三条岛链”，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“新月形”包围圈，明里暗里插手东海、南海问题，驻军澳大利亚、重返菲律宾，炒作海空一体战、离岸作战，在APEC之外提出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”，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，遏制中国发展。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、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、促进世界多极化、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，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，并首倡了“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”的“丝路精神”。同时，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，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，恰恰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两大战略构想。